在1978年12月的最后几天，广西和云南通往边境的道路上，军车不断行驶。根据中央军委的安排，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的部队陆续向中越边界进发。这一讯息传到河内，引发越南高层的紧张，不在于中国是否有战争能力，而是何时会发起进攻。越军发现边境调动还在增加，不能再将其视为普通摩擦，成为指挥机关内频繁讨论的话题。尽管越南刚刚经历战后复兴，表面信心满满，但内部却并未轻视拥有强大工业和动员能力的中国。
矛盾的根源早已存在。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，黎笋集团的地区政策显著转向，出台排除华人的政策，迫使大量华侨离开，并在边境地区制造武装冲突，导致边民伤亡和耕地被占，局势不断恶化。更大的变化则源于越南于1978年12月大规模出兵柬埔寨，推翻红色高棉政权，企图建立越南主导的地区秩序，这使中国认为越南在扩展其影响力。
中国没有立即出击，而是先采取外交措施。邓小平访问多个国家，向外界阐述中国立场，强调行动目的是制止越南的扩张和边境挑衅。这一过程也涉及对国际舆论及苏联反应的考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的军队调动并未隐藏，铁路、公路和军队的集结均被外界所察觉，这使越南情报机构确认中国确实不是在进行口头警告。 千亿国际
到1978年12月中旬，各参战部队开始向广西和云南集中，估计中方共调动了约20万兵力。越军需同时面对北部和西北方向的压力，河内因此加强了防备，向苏联寻求支援，并在边境构筑防御工事，调动主力保持战备状态。然而，频繁的警报导致基层士兵面临疲劳与麻痹的困扰。
“八天三次战斗警报”的事件因此发生。1978年12月末，越军因判断中国可能在元旦前后行动提高警戒，部分部队被要求坚守阵地，士兵们彻夜待命，但预想中的进攻并未出现。不久后，新一轮的警报令部队再次进入临战状态，经过长时间的紧张准备，最终确认只是一场误判，令官兵们饱受困扰。
随着局势的紧张，越军并不敢对每一个情报掉以轻心，然而频繁的战斗警报给前线带来了巨大心理压力。对于中国而言，这样的集结不仅仅是威慑，同时也对越军的部署形成牵制，迫使其主力在边境固守。然而，这一切也意味着中国军队需完成复杂的作战准备。广西和云南的地貌复杂，重装备的运输、后勤补给等都存在挑战。 千亿国际
1979年2月16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《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》的文章，明确释放出即将发动军事行动的信号。次日，中国军队从两个方向越过边境，正式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。战事持续至3月中旬，中方攻占包括谅山、高平和老街在内的多个地区后开始有计划地撤回境内。战争并未将越南“打到河内”，也没有以占领首都为目标。此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打击越南在边境的军事部署，迫使其重新评估扩张政策，同时表明中国对持续挑衅的坚决态度。
越南在长期战争中积累的作战经验确实对边防产生了影响，但面对中国的多方位进攻，其调动和指挥体系遭受了冲击。战前的频繁警报使得这一压力提前传递到前线。因此，20万解放军的集结不仅仅是兵力的展示，更是1979年战争前期的明确战略表态。
